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 (3)

二、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

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内忧与外患并存,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同建国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民生理论与实践都有明显区别,既要赢得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巩固新生政权,又要量力而行,以重工业为核心,保持对战争的警惕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与政治革命同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毛泽东把完成民主革命时期的遗留任务作为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步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内消灭残余的反动势力,确保国内和平稳定,还要对外抗击来自帝国主义的侵扰。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8页。)。与此同时,人民虽然为新中国诞生感到无比振奋,但同时也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不安和焦虑。毛泽东曾描述道:“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8页。)这个时候如果不重视保障民生,就伤害了执政基础,新生政权不可能稳固。

解决民生问题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建国初期生产生活资料极端匮乏,因此利用当时的一切资源尽可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否认,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满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于社会所拥有的现有物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正是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正如国外学者所评价的:“这个国家已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起步,经济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印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虽然不大,但却是颇为令人瞩目的提高。”(〔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7页。)

(二)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工业建设的大局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时期,如何利用十分有限的资金既保证工业建设,又同时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注的重点。